朵夫绘画的“换气”书写：十字形所打开的灵魂空间 文/夏可君 2013

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开始于立体派不是偶然的，这是从塞尚开始的现代主义带来的一个新原理，即从自然之物之中提取出一个几何形，这才有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以及康定斯基音乐化的线条，直到抽象表现主义的色块，再到极简主义的几何实体的外在呈现，这是一个最为具有现代性的普遍性原理，接续这个传统，如何再次提取出一个基本的形式？并且赋予一个中国人内在生命的气息？

这首先要求“气息的转换”（如同犹太德语诗人保罗·策兰所言的呼吸转换或“换气”：Atemwende），中国文化生命气息的鲜活来自于书写与自然所进行的能量交换，即通过书写字形到书写生命气息，在一笔一划的书写中，调节自己的呼吸节律，使之与整个自然发生共振，但是进入现代性，传统的书写韵律与节奏被西方的观念所打断了！必须接受新的气息才可能有着新生命，就有必要融入西方现代性之中最为基本的那种灵性，这是具有生命转换机制的基督教特有的灵性呼吸，即圣灵的呼吸，这是融入爱感的呼吸，打开一个内在的内在空间，那是比我自身的内在还要内在的空间，即在我生命之中，但我无法触感，只能被动触感到的圣灵的气息，因此，传统的气韵被这个更为内在的气息所转换（这也是圣灵的叹息），身为基督徒的画家朵夫，最好地体现了这个呼吸转换的书写，他反复以“十字形”来书写，打开了一个内在的灵魂空间，在那里，生命死去，但在书写之中又再次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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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字架的创造性书写，接续西方的抽象形式，但却注入了新的气息，是双重的转化：一方面，中国文化的自然调息的呼吸转换为基督教的灵性呼吸与呼求，进入爱感，并且重建沉重肉身与内在敞开的空间；另一方面，基督教超越的灵性，因为书写性，与个体的生命气息更为相关，形成了新的道成肉身的书写事件。

因此，绘画对于朵夫，不再是自己的个性表现，也不是观念的发挥，而是“呈现”，艺术家仅仅是一种“虚待”的主体，这是去除了主体性的“主体”，而且，艺术家的主体不再是自我的创造性，而是虚位以待，这个“虚位”，来自于保罗神学所言的上帝在十字架上的虚己与倒空（kenosis），是不断倾空自身，为圣灵的到来“腾空”自身的位置，这个位置是“虚空”的，需要在每一次与他者的相遇中反复打开的，空出的，是要让这个空无生长，这是一个虚化的位置，朵夫以其自觉，接续当代神学最为彻底的转向（所谓上帝退隐的神学），在上帝退隐之后，在抽象化的剩余之后，以这个虚位打开了新的灵魂空间。

这个虚化的空间，恰好是与十字架或者十字形的书写相关，这是虚化的心魂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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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十字架转换为十字形的心魂书写，这个过程有着重要的现代性转换的意义。十字架是上帝受难的位置，也构成基督徒肉身生命的个体性见证，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都偏爱这个形式符号，从1980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运动，以“十字架”作为主导象征与寓意符号来建构自己的作品。那么，为何十字架的符号会成为核心？

首先，这是中国社会的深重苦难，现代性遇到的巨大挫折与失败，中国人的生命遇到了危机，在十字架的受难上，中国人发现了自己的命运，也唤醒了拯救的渴望；其次，则是十字架这个形式本身所打开的时空维度，不再仅仅是人世间的世界，而是一个时空被打断，生命被撕裂，以及一个指向垂直方向的超越维度；其三，则是十字架本身具有的形式感，以及自身带来的丰富寓意（allegory）。

十字架是上帝屈辱在罗马法下的实物，带有屈辱与卑微的记号（sign）。朵夫就做水晶或玉质感的十字架关注，这是把中国人的生命挺举起来，被十字架的光所照亮，生命处于屈辱之中，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十字架的举起，是为了启示生命的真相。但十字架也是反图像的（anti-image），是圣像的记号（icon）。这也是反奢侈的，与贫穷艺术相通，也是中国人对自身贫瘠现代性的认识；我们在朵夫以腊肉做成的基督的躯体，被一个十字架所撑开，这是对伦勃朗敞开的牛肚绘画以及培根嚎叫之肉的重新想象，是让观众可以触摸到生命的味道，十字架所撑开的腊肉形体，在熏干之后，有着雕塑一般的塑形，那是可以切身感受到的生命的“味象”——在召唤食用与拒绝食用之间，一种生命的余味——还有着剩余生命，但又是味外味——余味那是异域的基督性的生命，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吃食为主的民族，以如此日常生活的实物做成十字架，似乎我们的整个肉身生命都与十字架合一了，而且是最为简单贫瘠之物，却让我们重新去品尝生命的滋味。

十字架也是一个象征符号（symbol）。即象征着内在与超越的断裂，人为与神性的边界，进入这个符号，意味着自我的放弃（abandon），进入更为深渊的生存状态；十字架也是一个抽象形式符号（abstract form）。与现代艺术的抽象性相关，即在个体肉身生命的极限或踪迹与神的缺席隐退之间，同时打开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张力，尤其是不可见如何再次显现的危机。对于进入现代主义的艺术而言，需要一定的抽象性，这也是更为普遍性的体现。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最为有代表性的抽象画家丁乙的十字形符号，尽管并没有直接的基督教意识，而且后来走向了挂毯式的装饰性视觉效果，但这个十字形的反复书写与复多化，也有着基督性的痕迹，这在朵夫的作品上体现得更为纯粹了，就是以“十字形”反复书写，在倾斜的生长——艰难而坚韧地生长中，一个个耸立而起的“十字”打开了画面的灵魂空间，尤其是那些反复覆盖与书写的十字形，在彼此的错叠以及相互的吸纳，还有浓淡的对比中，十字形打开了一个灵性的内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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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朵夫的十字形还建构起一个生命灵性的场域，十字架也是荣耀的象征，那个不断生长的空间需要充分打开，朵夫带入了中国人的生命书写，即以水墨的自然性渗透带入虚位的灵魂空间，十字架也是生命的寓意（allegory），朵夫的十字形不再仅仅是屈辱，也是生命自由的书写，在反复书写中，似乎十字形自身开始有着呼吸，开始生长，获得了新的生命，一个个十字形反复叠加，但有着颜色的浓淡变化，如同水墨的干湿浓淡变化一般，而且有着错位，即十字形在覆盖之中，有所错开，有着叠加的错视，灵魂的“间隙”空间被打开，对这个间隙的发现，是中国文化书写的奥秘，如同庄子庖丁解牛所言的“恢恢乎游刃必有余地”，这是生命自由呼吸空间的打开，在那里，凝视的眼神进入了一个内在的灵魂空间，在那里自由穿行，这是生命呼吸的通透性，把“自然性”与“空无性”如此结合，这正是对水墨语言的微妙转换。

接续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大师罗斯科的精神谱系，把画布转换为包裹耶稣躯体的裹尸布，但又要赋予这个遗物以复活的生命价值，罗斯科走向了黑色的遗痕，导致抽象绘画的终结，但朵夫在余留裹尸布的那种神性离别残痕的同时，有着红色的血迹的暗示，还同时书写出有着呼吸的十字形，十字形不再是通往死亡的道路，而是重新打开生命复活的空间，因为那是生命呼吸的书写，朵夫以中国文化生命的气息书写转换了基督教，但同时也给自身的文化生命带来了新的灵性的呼吸，面对死亡与断裂的勇气！

因为色彩的丰富变化，这个十字形不再是死亡的记号，而是书写之中，在生长的线条，但这些错叠的线条打开的是那个间隙空间，这样，就保留了神性倾空的那个虚位，让这个虚位不断扩展，这是灵性生长的奥秘，朵夫的绘画深入了这个奥秘，并且让我们的灵魂可以在那里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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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艺术家“朵夫”自己的签名：不再是之前的血缘命名，而是一个兼有传统文人诗意的“教名”，“朵”这个字乃是有着生命“转机”之时几的书写（接纳了中国传统气质变化的书写），还是隐含“木”十字架的书写（不断的签名也是反-签名，即被灵性所被动书写），“夫”则是一个重新出生的大生命，因此，朵夫的十字形书写，乃是一个中国文化生命之“命理”改变的标记，是文命与气脉的重新接续，这也是等待被书写，是带有祈祷意念的书写。如同卡夫卡所言：“写作好比是祈祷的形式”，朵夫的十字形绘画让书写走向了祈祷。在这个意义上，朵夫的绘画作品——那块铭写十字形的“画布”——其实就如同犹太人祈祷时披在身上的披肩（犹太祈祷巾：Jewish Prayer Shawl），那是对生命的护佑与保守。

如果前现代是主体的寻求与建立，现代主义则是主体的死亡，那么，走向后现代性，则是“物”的命定性，放弃绘画而走向对物的彻底思考，在杜尚那里，是以“现存品”（ready-made）开启了亚当命名的权能，并且打破了自然物-人造器物-艺术品，乃至于礼物，等等之间已有界限，那么，如何还有着新的物化的经验？既然杜尚是回到亚当最初命名的那种唯一性（对应于《圣经·创世记》的第二章），如果继续余化还原，则是回到《创世记》的第一章，那是上帝从混沌中的七天创世，是世界本身作为礼物被创造出来，并且按照神的形象给出，但这个礼物的给出并非占据这个世界，而是对应于主体死亡（基督的受难）以及复活之前坟墓的倾空，如同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卡巴拉神学所言，神的创世乃是不断的退出，不断地倾空，让出位置，给予人类更大的余地，以便给出更大的自由，这个退出所给出的自由的余地，乃是“余让”：越是创造越是退却，越是给出越是余让，这个余让乃是“余象”的元伦理。

如果以这种余让的态度来面对艺术，我们就看到了朵夫另一件名为《礼物》的作品的非凡构想，这是艺术家在展厅放置一个简单的台柱，然后邀请一些陌生人（并不一定是艺术家，就是常人），放置一些东西在台面上，就是在大街上或者什么地方捡拾的一些东西（就是现存品），然后朵夫自己把它拿掉，不断邀请人来放置，但又不断被拿掉，让那个台面总是保持“空置”，但又总是有着“给予”的发生。在朵夫自己看来，他展现了一个不同于杜尚现存品的“物”：即，杜尚的现存品还是有着具体器物的，但这个名为《礼物》的作品，并没有给出什么东西，这个展示台面仅仅是不断“空置”的，并没有具体器物出现，尽管有着物的来临显现，但又被拿去了，这是一个不断“空出”的位置。这是一个我们暂且命名为“让予物”（let-give）的新物：与礼物的给予相关，但却是“给出你所无”，这个let-give，与“余象”（infra-image）相关：既给出了礼物，又是礼物的让予，即礼物的发生是同时在给出与取消之间游戏，物性仅仅是通道的打开。这既是与余让相通，也是与礼物相关，是中国文化可能给出的一个新的礼物。

因此，朵夫的十字形书写，也同样是打开一个通透的生命空间，那一块块写满十字形的画布，也是一个新的让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