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评论家刘骁纯的一次谈话 1993

劉：對中國藝術家來講，再往前走十分艱難。西方現代藝術有它自身的脈絡，中國人想要完全搞得清楚十分困難。老栗從威尼斯回來後，明顯地感到了中國油畫極大困境。圓明園的許多畫家相當關註人所生存的現實環境，但缺少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信息量不夠。你們經常坐在一起交談嗎？

張：很少，我本人也很少和別的藝術家來往。

劑：從你的這些作品來看，你具有多種嘗試，這不免會給人造成一種印象，即個性化的獨立指向不夠鮮明，象“自畫像”（《封面設計》）那件作品的語言，有不少人在搞，不小心那就很難超越。你們圓明園的方力均是類似嘗試的代表性畫家，你或許在某些技術上加強了，但形式內容上不夠，給人感覺較弱。

張：是的，說得很好，我也感到這樣，近期的作品對我來講比較滿意，“自畫像”從另一個側面看，它促使我走向更令我關心的東西上來。劉：對，看得出你的《繩子》與《權力與音樂的默契》已有所不同，從你的作品上看，在材料和裝置方面多下點工夫，或許會更有意思，比如你的海綿材料和鐵鏈、大刀并置，構思很好，有豐富的遐想。但作品似乎該走出架上，使之完全脱離傳統繪畫的因素，這兩種材料的本性才更全面發揮，不防再做些類似的作品。

張：說得很有啓發性，您這樣一提我突然感到這幾件作品應該再往前推一步，象你所説的那樣用一塊特大的海綿，上面再自然地放些必要的東西。

劉：你的《權力與音樂的默契》促繪畫角度看做得比較到位。你把架上藝術的規律放在了重要位置，從中穿用這些繩子，使材料與繪畫互相作用，但又有主次之分，形式感很強。不足是材料自身內在的精神品質埋沒過多。現代西方藝術大致上可分兩大類，一是觀念、裝置、藝術走出了架上，二是在新的意義上重新回到架上，從中尋找契機。還有一種現象。西方現代藝術經過一系列的自主化、純粹化的觀念變革之後又在新的意義上回到關註社會現實和社會問題上來。象吉爾伯特與喬治，本身是兩個同性戀者。從自身的行為引發出龐大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你們考慮得多嗎？

張：是的，大多還是比較關心個體問題，似乎對個人原始的東西比較關註，但與西方藝術家的交流不太多，我在北京已近兩年，以實體中也就看到過伊門道夫的作品，幸運的僅有與吉爾伯特與喬治的一次正面交談，對他們倆談到關于中國藝術家對材料方面的深入不夠感觸極深，是呀，中國還很需要努力。

劉：的確，中國的藝術很難在後現代的意義上與西方平等對話，退一步説，如果能以最大的努去完成自己有較大創意的風格，這樣在中內已屬不易了，這也是一種發展吧。但這樣似乎又幹不了什麽大事，可你要幹大事，與世界對話，你就要完全地理解西方現代藝術的來龍去脈，那樣線能對它提出新的問題。但如果為此而變成了西方文化的局部因素。則仍然不能解決中國藝術換型的大課題，而我非常相信（事寶也如此）有極深的文化根基.中國成熟的當代藝術不可能完全同於西方.中國當代藝術貝有在與西方當代藝術的對立中線能構成一塊互補的整體.

張.對，東西方文化畢競有很大的差雲.要从中走出来实在太困难了，但这不是说极不可能，你说的非常好，相信立在西方的角度重新考虑东西方会是一个好办法。还要必须深入两方面。

刘：这首先是个过程，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不是未来理想而是时下问题，即个体对整体过程能否有更大的推进，能做到这点足矣。